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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企业既有经济责任、法律责任，也有社会责任、道德责任”，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持者，基石资本重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。基石资本积极践行责任投资理念，做负责任的企业与雇主，致力于改善当地社区、关注全球环境变化，于打造中国投资者的责任投资能力。
基石资本“大家课堂”旨在搭建一个与大师对话的平台，每期邀请不同领域的顶尖学者或企业家讲学。从2014年至今，基石大家课堂已成功举办了二十余期，成为企业家、学者等社会精英交流分享的思想饕餮盛宴，既是研究经济金融、科学社会走向的前沿论坛，也是人文汇集、思想碰撞的百家学堂。
通过推荐人文、历史、哲学、心理、经济、管理、美学等各类好书，基石希望能将世界暂停，让人们将烦恼抛之脑后，得书中一方小天地。读有所思，思有所感。不同思想碰撞出的火花，驱散人们脑中迷雾。通过分享书中“美好”和创造“美好”，逾越一个个冰冷的数字，基石资本以书来增进与各位朋友的沟通，表达自我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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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观经济是我们无法预测的。但我们投资的不是宏观经济，也不是行业和赛道，而是活生生的企业和企业家。我们投资的是微观中代表新经济的优秀企业。
基石资本逐步建立了良好的品牌知名度，与行业协会、清科集团、投中集团、中国股权投资协会、中国证券报、福布斯中国等权威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关系
去年十二月，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，有人问，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？因为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。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，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，措施有二：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，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；二是保护产权，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。
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，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，保护企业家精神。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——国企深赛格、深特发，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；与之对应，民营的华为、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。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，快不了。如若任正非在国企，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，他们早在十几年前、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。
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：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，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。德鲁克认为，不是GE、通用汽车、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、就业和创新问题，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。德鲁克说这个话时，谷歌、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Facebook、Uber要么很小，要么还没有成立，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，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。
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，跌势之大前所未有，恐慌情绪蔓延。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，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，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，那显然是个机会，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。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，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。做企业更是如此，不是预测不确定性，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。以华为为例，华为以规则、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，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，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，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，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，同比增长19.1%。
1983年，伊隆·马斯克12岁，读了《特斯拉传》，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，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。两年后，谷歌创始人拉里·佩奇12岁，他也读了《特斯拉传》，他也流下了眼泪。佩奇以为，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，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。
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，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、第三次工业革命，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。霍金认为：在过去的100年中，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，也不在于经济，而在于科学技术——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。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。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，是因为爱因斯坦，是因为特斯拉。
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，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，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——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，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。
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，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因素之外，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，就是科学技术。正如余英时所说，我们这一代人“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，也不乐观”，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！
